几十年前，黄宗伟在东翰林村念书，彼时的他只有十二岁，在村里唯一一个初中读书。

    这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“唯一”代表东翰林村当时的穷苦，并不代表黄宗伟的突出，只是因为村里有这么一所学校，他就去上了。那所初中矗立在那里，像七扭八歪的古董。标牌是木头做的，本来架在铁门上，后来掉下来一两次，差点砸中村里的小孩，学校的人就把它放下来，靠在铁门旁边的土墙上。

    不出意外，牌子被偷了，于是这所初中连实际的命名也没有，人们用村子的名字为它命名，它就仅仅变成了“东翰林村初中”。小孩们想不起学校最开始的名字，或者他们从未注意过，我认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简直笨得出奇，记忆力也很差，有的人在上初中前没有上过小学，简单的加减法还要掰着指头算。但你问他们村里一些家长里短之类无聊的琐事，他却能把亲属远近给你刨个明明白白。

    他们的大脑就像臭水沟，散发着恼人的腥臭，激动起来咕噜噜冒泡。他们上初中的理由和黄宗伟一样简单，这里有一所学校，所以他们来上了。

    我是村里很多孩子敬重的人。我很聪明，成绩优异，巧言善辩，除了在学校里受老师喜欢，村里的大人们也很欢迎我。与其他脏兮兮的小孩相比，我总是穿着干净，并且由于发育过快，我的身高出类拔萃，较同龄人还要再高上两三厘米。

    黄宗伟很大程度上与我相背，那个时候的他很瘦小，而且沉默。他习惯穿一件洗到软塌发皱的白衬和一条经过很长时间、教人摸不清颜色的裤子。他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都不说话，在学校里也是，走在路上也是，要么看书，要么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    当时所有人都很穷。一九七七年，一贫如洗的东翰林村，到处是错综交杂的野草。下了雨，雨水从村口淌到山沟里，一片湿滑的烂泥弥漫在整个村落，像巨大的沼泽。房子大多是由茅草和土墙组成，除少部分糊了砖头，盖几座还算结实的小屋。

    我在十三岁认识黄宗伟，他十二岁，比我小两个月，我在一九六五年的年头出生，正是一月三，农历的大年初一。他在三月五号出生，平平的日子，前有龙头节，后有惊蛰，他夹在中间，和很多在这个日子里出生的人一样，普通无奇。

    后来他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殊，告诉我三月五日是那一年最冷的一天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正跪在一块石碑上，用树枝捣泥地里的蚂蚁洞，那是一块很小的洞，泥巴很黑，但蚂蚁洞更黑，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因为那一天没有太阳，天空全是惨白的云，所以非常亮，这就显得这块洞更黑。

    我回答他：一月三日其实更冷。他说：但是没有三月五日冷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一九六五年哪一天最冷，我猜他也不知道，我们俩信口雌黄，但都觉得自己说得是真话，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了，并为此争论不休。现实来讲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一月三日也好，三月五日也罢，甚至那一年的任何一天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那一年刚出生，还没有任何意识。

    那仅仅是一个我们如果在当时被掐住脖子，就会悄无声息死掉的年份。

    黄宗伟又戳了两下，树枝头上是一坨黑泥，他扔掉树枝，站起来。他刚上初中，很瘦，肩膀却是圆的。尤其和村里的其他人不一样的是，他也经历了风吹日晒，但是他很白。我认为这是他区别于旁人最明显的一点，但我不准备告诉他，我不喜欢他沾沾自喜的模样。

    他默默地看着那个蚂蚁洞。我也不喜欢他故作深沉的样子，他和我认识的同龄人好不一样，想到什么都不说，但不是自闭，而是吝啬，对自己思维和知识的吝啬。我感觉到他在思考，却把一切笼罩在无言之下，不愿意向旁人透露。

    我认为他和我很像，我们心底里都觉得没有人能理解自己。于是他选择什么都不告诉别人。我跟他相反，我爱与别人交谈，哪怕很多时候只是说些无聊的琐事。我很享受用言语操控别人的心智，加上我年龄小，这种事情就更加成效显着。

    只有在黄宗伟面前，这是多余又无必要的小动作，像我一眼能看穿他一样，他同样能立马看穿我。他有一双潮湿的、和东翰林村雨天一样的眼睛，这双眼睛一旦注视我，我的心思无处遁形，说得再多做得再好都显得可笑。

    曾经有一次，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二氧化硅。我们当时刚学化学，这是一门我从前完全没接触过的科目，我认那些乱七八糟的生僻字都费劲，更不要说和化学符号相对应。但他学得很快、很沉迷，短短几天，元素周期表就背得滚瓜烂熟。

    黄宗伟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如我。学校里很多人买不起课本，也根本没有学习的心思，黄宗伟就是其中之一。我爹当时有自己的皮鞋厂，属于这个村最有钱的一拨人，厂子在城里，他不能总回村。我就跟我娘待在一起，还有我的奶奶和我外婆。

    我奶奶和我外婆都是土生土长的东翰林村人。我奶奶对我娘很坏，对我也很一般，幸好她后来死得很早。只有我外婆对我和我娘好，可惜她也死得很早。

    我爹跟我讲，虽然东翰林村只有这一所破初中，但我最好好好学习，因为他之后要把我接到城里去念高中，如果我成绩不好，会让他很丢脸，到时候他就打断我的腿，让我上街跪着去要饭。

    其实我当时在想，腿都打断了，还怎么跪着要饭。我想这件事的时候年龄还很小，小孩子通常有什么说什么，我就直接问他，我爹扇了我一耳光，有点疼，他性情暴躁，但不是因为我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他近期又亏了钱。

    他偶尔回村看我，他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很害怕，包括那个很坏的奶奶，还有我的外婆。他在房子里我们就不出声，走路也是蹑手蹑脚，他的屋子里到很晚都点煤油灯，凑近能听到他翻账本的声音。我之前养了一只黄色的小土狗，这只狗我很喜欢，它会转着圈咬自己的尾巴，也会轻轻用牙齿扯黄宗伟的裤脚。

    它看我们经常待在一起玩，所以它觉得黄宗伟也是它的主人，它蹭他的小腿，爪子放在他的鞋面上开了花。黄宗伟很冷漠，他的视线围着小狗打转，他的手低垂着，不愿意摸它。有小狗的那段时间，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很不好，放学不再等我，自己一溜烟就跑回家。

    即便如此，我知道他喜欢它，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小狗，也没有什么朋友。他需要我的小狗，可他不愿意表现出来，因为他很嫉妒我。这些想法令我那段时间非常得意，我明白他的感受，我和他有相同的体验。在东翰林村漫长的童年里，我的生活像野草一样杂乱地疯长，我的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盯着他，我的视线追随他如同白色幽灵一样瘦弱的背影，那些都是我嫉妒他的证据。

    这只小狗陪了我一个多月，直到我爹回来，那间屋子半夜又点起了煤油灯。阴恻恻的夜晚万籁俱寂，我睡在我娘的怀里，听到门外一声辽远的狗叫。我坐起来，我娘拉住我的手臂，我对她说：狗在叫。她说：你快睡吧。她可能没听懂我的话，我又说了一遍狗在叫，她不耐烦了，拽着我，小声说：你快睡吧！

    我便躺下来，狗叫到半夜，不再叫了，我也慢慢地睡着了。的树叶，乱线一样扫射各处，像要刺瞎人的眼睛。

    他跟我过来，只带了自己的书包和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，包里放了薄薄的笔记本和化学手册。手册已经被他揉得很旧了，由于经常翻阅，书页的侧面颜色暗沉。

    这本手册的线散开了，它的封面变得摇摇欲坠，似乎轻轻一扯，就会悄无声息地散架。黄宗伟对此很不好意思，他在家里捡了我爹看过的报纸，搭着塑料尺，悉心为这本书包了封皮。

    不看化学的时候，他就在房子里闲逛，或是与我到县城的街道瞎转悠。我带他去过一两次我爹的皮鞋厂，想向他展示工厂的运作场景。我认为这是这次暑假之旅中，除了去市区外的一大重头戏，但黄宗伟对此表现得兴趣缺缺。我让他看那些给鞋子钉鞋钉的女工，又让他看巨大的嗡鸣的机器，它们几乎占了厂子里的一半空地，使运作间变得非常狭小。

    黄宗伟心不在焉地听这些话，老是神游，被我问烦了，他才勉强回应两句，后来他干脆挑明：机器发动的声音总是令他心烦意乱，并且工厂很小、很热，进去后有一种窒息感。他有时变本加厉，说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去厂子里逛，那个地方甚至都没有县城上拥挤的马路有意思。

    总而言之，他见缝插针地泼我冷水，好使我明白我所看重的皮鞋厂其实不值一提，至少在他眼里是这样的。他真是让人讨厌，但只限我带他去皮鞋厂的时候。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也许是因为受到县城温暖阳光的普照，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善良、宽容与大方，看上去对事事充满兴趣与热爱。

    他跟我上街，把自己吃到一半的火腿肠喂给流浪猫和流浪狗，他还会抱它们，让它们在他怀里、膝盖上尽情撒娇。他之前从来没有对我的小狗这样过。

    我们去过书店，不大的店面放置两排书架，墙壁上都是塑封的书本。我们来时经常看到放学的学生，他们站在架子前面，手里拿了一本书，掌心来回抚摸书的表皮，嘴里絮絮叨叨讲学校的趣事。

    黄宗伟很喜欢看，但不是对书的内容好奇，而是看书本的排列。他有段时间沉迷纠错，经常背着手，像书店老板一样在架子前走来走去。每一本书的塑封皮外都贴了印有编号的贴纸，他花了一个下午去弄懂数字前那些字母的含义，又乐此不疲地将放错地方的图书归位。好在县城里没有图书馆，不然还要浪费他更多时间。

    县城的日子像水一样冲刷记忆，东翰林村的事情变得离我们特别遥远。强势的阿勇、温和冷漠的老师、面目可憎的同学、言谈粗鲁脸色沧桑的大人、下雨天发霉的教室、剥落油漆的大门、丢失的学校招牌。我们离他们很远，我们逃到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，一个世外桃源。

    我和黄宗伟惬意地蜷缩着。晚上我们睡在一起，他穿着单薄的白背心。我们聊白天发生的事情，只字不提东翰林村，然后我们的声音像灯芯一样熄灭。

    在夜晚，偶尔听不见虫鸣。黄宗伟侧躺在我的身旁，他不说话，睁着眼睛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长长的睫毛摩擦过枕头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只要空气中有一点动静，这个响声就会被淹没。我努力集中注意力：为了听到那一阵细密的沙沙声，我减弱了自己的呼吸。

    我们什么时候到城里去？他问我。

    很快。我回答。

    很快。过两天。他从法地乱揉他的屁股。他剧烈地扭动身体，我低吼一声：安静点！他停下了，我的声音在压低后变得很粗，染上浓重的情欲，就像蛰伏在黑暗里躁动不安的野兽。

    我说完安静，他就像死了一样，再没有起半分挣扎的心思。他安静地等我随便舔了两下就把手指塞进去，又安静地等我把硬挺的阴茎按在他柔软的臀肉上。只有我真正进去的那一刻，他才像如梦初醒，难堪地低声啜泣。他的指甲开始用力，在我的手臂上留下一道道很浅的印记。我让他像一条在波涛中翻滚的破船，他无所依靠，只能抱着我，大腿适应我摆腰的节奏，偶尔小幅度的痉挛。

    在这处狭窄、潮湿又泥泞的甬道中，我的大脑体会到一阵疯狂的窒息感，如同缺氧的鱼。

    很长一段时间，除了细微的床板摇晃声、皮肉相撞的水声，以及舍友的鼾声外再也听不到什么。我们都怕被别人发现，身上裹着被子，想把这点声音也裹进去。干他干到最后，黄宗伟没有回应，也没有任何情绪，他可能高潮了，也可能没有。我没问他，他也懒得说。

    我把阴茎拔出来，精液射到他的腿根上。他闷哼一声，腿缝颤抖着张开，身下一片狼藉。把他搞成这样，我实在应该感到抱歉，但黄宗伟没有看我，他已经习惯了，我自从步入青春期，就像一条时刻会发病的狗。

    他从床板下面掏出卷纸，扯了两张，手软脚软地爬起来收拾自己。我起身给他腾出地方，他低声叫住我：等会儿。旋即扣住我的后脑勺，用牙齿轻轻摩擦我的嘴唇，但是没有伸舌头。

    他用年轻的手臂搂住我，手臂上散发汗湿味，以及那个年纪的男孩独有的生长的气味。生长的气味，皮肤下隐藏着骨骼与肌肉无声的抽痛，就像破开泥土表面时，花茎上的味道。

    他的呼吸慢慢平复，很久之后才松开我，抬起擦身体的手，再也不怕会不会吵醒舍友，重重扇了我一耳光。

    没有人陪我，我只能跟班里的傻子做朋友。

    那个傻子叫阿正，家里开了一间裁缝铺，人很老实，就是脑子有点问题，导致反应慢，记忆力也差。他坐在最后一排，不爱学习，上课经常睡觉，对外界总表现得很木讷，不过对捉虫子倒是很感兴趣。

    阿正的书包里有一只竹子编的小盒子，里面装了很多蚂蚱。他不知道给盒子开孔，捉了蚂蚱就扔进去，有的已经死透了，他还不清理，只把活蚂蚱和死蚂蚱放在一起关着，那些活蚂蚱在死蚂蚱的尸体上蹦蹦跳跳，好不热闹。

    他曾经是阿勇的欺负对象，因为他长得比其他男生都矮，也没什么力气。他似乎有哮喘，再加上他的眼睛比一般人大一倍，眼球也更突出，跟别人在外边跑不了几步，就跪趴在地上，咳出青蛙的叫声，又要被周围人笑好一会儿。久而久之，没人带他玩，其他人又闹又跳，他就蹲在树荫下，安静地捉虫子。

    当时在班里还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。有一次，阿勇那伙人又在找黄宗伟的麻烦，他们把黄宗伟堵在门口，非逼他喝下一碗泡了死蚂蚁的污水，黄宗伟不愿意，他们就想上手。老师已经走了，没人敢阻止他们，他们聚在后门，推搡黄宗伟的肩膀，想掰开黄宗伟的嘴，把这碗脏水灌下去。

    阿正那傻子突然跑上去，抢走了那碗水。他仰起头，一口气往喉咙里灌了半碗，又呕出来半碗，直呕到阿勇身上。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他在见义勇为，还要钦佩他的勇气，但他呕完那半碗水，就开始耍无赖。他本来就矮，此时像只蛤蟆一样蹲在地上，拽住阿勇的裤子撕心裂肺地喊：你怎么不跟我玩啦？！

    他喊得喘不上气，又开始吭吭的咳，边咳边喊，面目扭曲，语言混乱，如泣如诉，场面之滑稽，令周围其他人都捧腹大笑。

    他这一闹，黄宗伟钻了空子，趁众人看热闹之际，他已经溜之大吉。我本也想跟上去，但到校门口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女生扎一条辫子，身形瘦若竹竿，正站在那里等他——是阿惠。我停住脚步。他们一起走了，黄宗伟背着他的旧书包，阿惠也背着她的旧书包，他们走在一起，阿惠比他矮了半个头。他们的背影很像，中间隔了一条半人宽的缝隙。越往远走，越见两个相似的黑影。

    太阳落山，落下一片金光灿烂，照得两条影子更黑，竖条条，几乎看不清人样，他们就这样一起走进落日里。

    我只好折回来。

    教室外没什么人，阿勇他们也走了。阿正被狠狠揍了一顿，鼻青脸肿的躺在地上。他抽搐的模样十分骇人，蜷缩在门角，像一座奇形怪状的肉峰，我走过去，发现他挡住了教室门口。

    他看上去很可怜，连呻吟都发不出，如果没有人搀扶他，他就站不起来，可能会在这里睡到半夜，直到家里人察觉到他不见了。我蹲下去，掏出口袋里的手绢，揪住他的衣领，把他那张涕泗横流又沾满泥污的脸擦干净。

    他抬起脸，看到我，眼神茫然。他也许不记得我，他是个傻子，傻子能记得谁呢？阿正张开喉咙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，转而哇哇叫着，吐了我满手污水。我等他吐完，又用手绢把脏兮兮的污水也擦干净了。

    我不喜欢阿正，他不是一个拿的出手的朋友，但是那天我和他一起回家了。因为黄宗伟和阿惠一起回家了。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近，可能是借化学笔记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我和别人翻墙逃课的时候，反正我现在彻底被抛弃了，这就是这件事的经过。

    我迫切地需要一个朋友，好让黄宗伟知道，就算离了他，我也不会孤单一个人。而且阿正比班里的其他男生有一点好，他不怎么说话，经常自己玩自己的，他看起来很温和，在草丛里捉蚂蚱和小虫子们，把它们放在水龙头下冲洗，再装进盒子里。

    我第一天加入他时，他一直看着我。我把洗好的虫子送给他，他终于笑了，拿着虫子，很开心的样子。那是一只浅褐色的甲壳虫，上面有淡黄色的斑点，像掉漆的木头。

    他很好奇，来回观察那只虫。有小孩在我们后面笑，也许他们在笑阿正，也可能在笑我——我在和傻子玩，不过我不在乎，因为阿正在那些孩子们听起来几乎有些遥远的笑声中，把虫子放进了嘴里。

    他的口腔里发出一种很古怪的咀嚼声，他发现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笑得更高兴了。阿正咧开嘴，露出牙齿，上面粘着虫子的碎片。

    从那之后，我觉得他很好，很有幽默感。但是吃虫子的事情只发生了一次，因为他发现我捉的虫子和他捉的没有任何区别，味道上也是相似的，所以他不再吃我的虫子。我有几次又试图诱惑他，他也不上当，看到我手心的死物，他的眼神总是很平和，透露出一种亲密的纵容感。如此温柔的眼神，我从未在黄宗伟的眼睛里看到过。

    我和阿正一起玩，不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呆在户外。我减少了跟黄宗伟的交际，也不再关心阿勇和他又发生了什么，其实我很希望有人能过来跟我谈一谈这件事。我希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，冷静地剖析这些发生在黄宗伟身上的恶性事件，再挨个儿唾弃一遍阿勇和他朋友的人品。

    没人跟我说，我满腔见解无处发泄，便挖土挖得更卖力。阿正曾经跟我提过一次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聊到黄宗伟，他说他很嫉妒他，因为有黄宗伟，阿勇现在已经不跟他玩了。

    他开了个好头，惹得我喉头发痒，在脑海里飞快组织语言，要就黄宗伟这个人发表一段深刻又慷慨激昂的言论。但是阿正没注意，他是个情商很低的傻子，他低下头，我说了一声“黄宗伟”，他又抬起头，很高兴地给我看他挖出来的白石头。

    我只好作罢。

    我们平安无事地相处了两周。我和阿正挖了很多虫子，阿勇扇了黄宗伟很多巴掌，阿惠等了黄宗伟很多个放学后，我看了很多次他们两并排的背影。阿正问我，能不能把挖到的虫子都收起来？我问他，为什么？他说，这些东西很有纪念意义。

    我忘记我有没有答应他——如果我答应他，那我一定失约了——我当时顾不上他，我满脑子都在想黄宗伟。我在想黄宗伟是不是真的会和阿惠结婚，如果阿惠是他老婆，他们会一起离开东翰林村吗？毕竟他不可能一辈子在这里受阿勇欺负。但是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他要怎么保护别人。

    所以他的人生缺了我，怎么走都是烂。

    阿正喊我，我回过神，低下头，死蚂蚱被指甲掐成一段一段，绿色的汁液流到我的指尖，我的手变得黏糊糊的。我将蚂蚱的尸骸递给阿正，问他：这个你还要吗？

    他摇摇头，回答道：不要。

    过段时间，我们迎来了期末考试，黄宗伟的化学又考了满分，但是语文考得一团糟。据说，考试的时候，他写作文，只写了两行开头，接着突然用笔划烂了试卷，在上面涂满黑色的圆圈。他抬起头，监考老师坐在讲台上昏昏欲睡。时间是正午，窗户外的太阳很刺眼，需要眯着眼睛去看黑板上的光圈，那道光圈正巧落在黑板中央的四个大字：诚信考试。

    然后，他吐了。

    把卷子吐得一塌糊涂。他被老师们架出去，架到水池边去冲洗。他们用水拍他的脸，他的额头。他告诉我，他们拍他的时候，他没感觉这些人要救他。那天太阳特别大，晒得他头晕，他要窒息了，像有人掐住他的喉咙，他好像要被人杀了。

    黄宗伟在卫生所躺了一个下午，第二天又来上课。

    老师在上面发试卷，因为全年级只有他一个人化学考了满分，我也与他差五分，所以他又被老师表扬了一通。他这次也没有开心的表情，但不同之前，他这次不是装的，而是真的显得沮丧又麻木。

    他走下来，阿勇抽走了他的板凳，我看见阿惠用脚轻轻踢他的小腿，但是黄宗伟似乎没有感知到，他没把板凳拉回来，而是直挺挺坐下去。果不其然，他一屁股栽倒在地上，腿踢着桌脚，碰撞震出巨响。

    教室里的同学即刻哄堂大笑。

    黄宗伟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肩膀发抖。阿惠没有笑，我也没有笑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她转过头。

    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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