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叔第二日来的不早不晚，正是日头最小，却威力最猛的时候。市里还可叫到黄包车。柳叔叫了两辆，来到老宅大门口，甫叩开门，便拉着我浑身上下看了个精光，似有千言万语的关怀。但他没关怀出口，只急急叫我和刘国卿与他一道儿回市里。

    我比他更火急火燎：“依宁依礼怎么样？他俩没事儿吧？”

    柳叔道：“您看报纸了？放心吧，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有老师护着。他们学校排在末尾进站，枪一响，就都叫老师给领走了。”

    我这才松口气，提了三天的心胆终于各归各位。

    “你们现在还住在南城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太太正打算回大北关，那里的居住条件要好上些。”柳叔道，“我们早有预感，大约两个来月之前，派来看守的宪兵就陆续撤走了，学校也接二连三的停课。东西早搬得差不多，就等着您回来，咱一块儿回家去！”

    我略一迟疑，偷眼去瞧刘国卿的表情。他没什么表情，只将手里的搪瓷缸子放低，里面盛着半缸水，那是我说渴，他去打的。

    “家里头没事儿就好。”我看向柳叔，越过他不挺拔的肩头，是两辆蓄势待发的黄包马车。瘦弱的马儿还不如大花驴健壮，脾气也是低三下四，除了打个响鼻，没旁的抗议。

    “不过，我暂时不能和你们回去，我手头还点儿事儿，不定猴年马月呢。你们该咋整咋整，千万别等我。”我背着黄包车夫，小声道，“柳叔，还麻烦您帮衬着，现在市价乱得很，我给您拿些金条，吃穿的东西，告诉太太，也别太据着自个儿。尤其是小妹和宁宁，女儿家，不能短了用度。”

    “不是，您这都给我了，您呢？”

    我忍俊不禁，反问道：“我还能让自己饿着咋的？”

    柳叔叹了口气，十分的不情愿。眉宇间有几分犹豫，过了一会儿，贼眉鼠眼地看看四周，方悄声道：“大少爷，您、您身体可还好”又纠结了许久的用词，问道，“您肚子里头那个，您给搁哪儿了？”

    我眼色一暗，复强打起精神，笑道：“安置在个妥当地儿，肥吃肥喝呢。总不能给太太送去呀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个没人笑的笑话。柳叔不再劝，忽然一拍脑袋，大惊小怪道：“诶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儿给忘了！那什么，大少爷，邹老板前阵子来找过您，您得空了记着去瞅瞅他，好像有什么要事，可别耽搁了人家。”

    我一梗脖子，诧异地微微瞪大了双眼。日本人走了，他这半中半日的二巴颤子人种最是夹缝中求生存，他尚且自顾不暇，怎么还会有闲心找我？

    刘国卿把搪瓷缸子塞我手里，说道：“咱还是回去吧，在春日町住着，干啥也方便。我还得回趟北平”

    柳叔眯缝着耷拉的眼皮，浑浊的眼珠子却异常灵活，滴溜溜围着咱俩转。我借口说有事儿不回去，有部分原因是不想与刘国卿分开，还有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太太。

    愧疚的潮汐受月球的引力愈发激昂，在身体里鼓动着，仿佛是一瓶没开盖儿的汽水，虽守口如瓶，内里却咕噜噜冒泡，搅得天翻地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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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刘国卿用鼻子吸口气，吸出了“嘶嘶”的声音：“我太太和师傅还在北平，于情于理，都要回去听听他们的打算。”

    我问道：“要是让你一块儿去日本呢？”

    他摇头道：“我可是中国人。这次回去，我也是存了离婚的心思”

    “离婚？！”气色和音调都翘起尾巴来，我竟不知是惊是喜，又暗骂自个儿自私，“你可想好了，你不是说你师父对你恩重如山吗。”

    “我心里有数，你甭管。”说完又对柳叔道，“您稍等，我进去拿点儿东西，然后就回市里。”

    我捧着缸子灌了几口水，挡住偷乐的嘴角。末了，一抹嘴巴，一挥袖子，十足的义薄云天：“上车！”

    给柳叔分了些应急的钱财，我们便在春日町分道扬镳。他一路再向北去，我们则拐个弯儿就到了。

    翌日，我去四平街的顺吉丝房找邹绳祖，扑了个空；又到他的宅子去寻，仍不见着；最后只好上小盗儿市场，问了李四。

    顺吉丝房歇业一月有余，一些个伙计都回了老家。抗日胜利，奉天的日资企业亟待整顿，却迟迟等不到政府接盘。失业的工人望穿秋水地等着、盼着，可是如邹绳祖这般尴尬的身份，却是不招人待见。有些忘恩负义的竟放话说，从前为了糊口，不得已放弃了国之大义，而今再不会糊涂下去，助长“卖国邹”的气焰。好像自己是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英雄——然而据我所知，邹老板可不姓“周”，与整日埋在鸡窝里的那位没半点儿关系。

    不过，这些言语可以理解。过往的十来年里，除了向日葵，底层没人物亲日。此刻大家又都成了后羿的后裔，连带对向日葵愈发红眉毛绿眼睛，瞧来瞧去瞧不上眼。曾经教书先生都再不教司马光的“唯有葵花向日倾”一诗。而又因前一句是“更无柳絮因风起”，遂不敢提谢道韫，连带着《世说新语》也烂在了肚子里头。只可惜“司马光砸缸”的典故家喻户晓，三岁孩童亦可讲得头头是道，教书先生总有些清高风骨，弯不下腰将这朵“葵花”安在别人头上，只好每每将司马光一言以蔽之。又由于太妇孺皆知，因此也没人质疑他的教学方法。

    李四挺壮个汉子，搁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道：“咱老板没随着老板娘去日本避风头，可留下来，出门就被那帮不讲理的打了一顿，脑袋上呼啦家剌了老长一道口子！只有我鞍前马后地伺候着，才稍稍缓过来些。可我也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时间天天盯着，唯恐他再有个什么意外。您说他也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凭啥无缘无故就挨了打！”

    我没吭声，心想你家老板贩卖鸦片，这还不叫伤天害理？

    李四讲究忠义，倒叫我高看一眼。我打断他的哭诉，问道：“那他现在搁哪儿呢？”

    他说了个地址，竟也是南城，只是更偏郊外。李四道：“依先生，老板对您上心极了，请您务必要帮帮他！”

    “这话不用你说，我还能闭上眼睛任他挨打？”我说道，“你现在回家了，他有人伺候着没？”

    李四道：“上周从上海来了一位姓白的小姐，带了两个丫鬟，大包小裹的像是来投奔。现下正住在一起。这话本不该我当下人的多嘴，可孤男寡女的，传出去了，叫人家咋看！”

    我心里有了谱，又有了一颗看热闹的心。三言两语敷衍过李四，一路奔向南城。想着这位白小姐真是情深意重，孟姜女在世，竟从上海千里迢迢追来了奉天。邹绳祖而今需要她家丫鬟照料，暂时无法摆脱，伤好之后，又因着一份恩情，还不是白小姐说咋地就咋地。邹老板精明了半辈子，临到头来，却拿捏在一位跋扈小姐手上，真是笑死我了，哈哈哈哈！

    去南城，我特地没绕过太太和大姐。只是太太动作快，住所已无人居住，倒叫我松口气。她若是在，我也只敢在墙头做贼似的偷摸扒一眼，看看她的样子——刘国卿是块效力强大的鸦片，我离不开他。

    大姐的院子倒是还有人住的迹象，宽敞的台阶旁花团锦簇。我只?了一眼，便听到动静，似是有人出来，便慌不择路地跑到东边，靠墙上喘匀了气，扭头一看，是大姐家的五丫头和六丫头。俩人手拉手，各啯着一颗麦芽糖。我只来得及听六丫头说了一句“我让小舅给我带了头花回来”，俩人便走远了。

    回来的路上，我还跟刘国卿嘀咕，让他去北平办完事儿之后，顺路去趟天津，代我看一眼叔公，打听下小弟的下落。这会儿却从六丫头嘴里听见“小舅”，还说他“回来”——他回来，怎么可能不经过我，让大姐截了去？

    心中揣揣，一时杂乱无章，不知不觉到了邹家。忽然鼻子一酸——邹老板是何等风\流人物，怎么一朝一夕之间，只得了这么个破败地儿落脚？

    门上红漆黯淡，剥落了大半扇，还没锁。院子也小，里头杂草丛生，绿水似的淹没了道路，显得萧瑟凄凉。大夏天的，一踏进门，竟生生打了个哆嗦。人都进来了，也没个人来应，只怕进了宵小也不知。

    ——这么个地儿，也没宵小会来。

    院里只有两间房，一大一小。我走得够近了，才有一丫鬟撩帘子出来，清脆道：“谁呀！”

    这丫头胆子倒大，也不怕是坏人。登时笑道：“我来见邹老板。”

    小丫鬟梳着双髻，穿着倒是时髦，料子不顶好，却也差不到哪儿去，一看便是大户出身。一双眼睛灵动伶俐，瞧我一眼，没等说话，屋里响起一阵嘶哑的咳嗽声：“是依、依舸？”

    小丫鬟手脚麻利地进屋端茶，我跟着进去。房间昏暗逼仄，炕几乎占了全部，收拾得倒还立整。我没客气，径自坐到炕上，搭了把手，与小丫鬟一同将邹绳祖扶起来，又服侍他喝了水，这才有功夫好好看他一眼。

    他头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绷带，一看就是没得到良好的医治。我鼻子更酸，抬起手，想摸不敢摸，半晌攥成拳头，落在身侧，问道：“你这咋整的，还让人给削了？”